部门法则是受特定利益和理由支配而产生的结果，从而，把部门法律体系的形成权交给了立法机关，只要立法机关根据宪法行使立法权即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在总纲部分，第1条的国体条款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四个现代化显然并非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全部。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第24条将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纳入教育内容，并同时规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作为国家价值指向的中国。（三）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历史是当代的镜鉴，宪法学的历史意识决定了其理论深度与解释力。
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各个领域和部门得到落实，但在学理与规范层面，不宜把作为国家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机械地层层分解为不同领域或部门的工作目标，否则有可能损害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性并模糊其内涵。这确立了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政策目标，即保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35]比如对于当时的德国左翼，保障私有财产就是反动的假宪法。
但在这里，笔者只想从自由保障法这个角度入手。恰恰相反，倘若考察母法逻辑的对立面，同样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重要的真理。而对于民法、刑法等价值完备的法典化部门法，宪法不但不能干涉其内容，更要确保其价值完备性。不妨借用王理万的表述，用现在时、将来时的双重时间指向[77]来指称这种双重属性的逻辑：宪法既以主观公权利保障每个公民的当下自由，亦以实现这种自由作为国家的根本目标，指引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不断形成未来自由。
[8] 在美国，对这种思潮的总结，see Gillian E. Metzger, Foreword: 1930s Redux: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Under Sieg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31, No. 1, 2017, pp. 1-95.[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16页。[74] 参见肖蔚云，见前注66，第136页。
对于这种矛盾，本体论思维同样是有意义的。斯大林的事实论宪法观，的确曾对我国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在王明等人的推崇下一度曾为党内主流的宪法观。不过，其思维却并非是近代的。张翔集中总结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2]奠基于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宪法形象之上：宪法仿佛是一个辐照八方的光源，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所有部门法生活的展开。
[13]如此，人们既可以将宪法视为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的公法，也可以视其为影响一切法的母法，两者的优点就被兼收并蓄了。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只是消极的观念……新民主主义法律则不然，它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加以发扬、保卫的法律，不只不抵触就够。三江并流的思路建构，参考了施米特（Carl Schmitt）对1919年《魏玛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19世纪资本主义宪法之同为宪法的处理。[40]这些鸡同鸭讲的宪法观之间，彼此不仅难言共识，更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宪法要么就是1918《苏俄宪法》那样的苏维埃宪法，要么就是1787《美国宪法》那样的西方宪法，却共同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宪法并非二者。
即使它有种种不足，批评也应该是尊重前理解的对话，而非彻底否认它。[37]在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上，《物权法》合宪性之争印证了上述判断。
综上所言，宪法学界的初步回应思路，与其说真正解决了矛盾或取得了真正的共识，毋宁说是进一步彰显了矛盾的零和：宪法要么是二阶规则，要么是一阶规则。[4] 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76页。
这个分水岭，亦提醒我们断不可望文生义，而应当辨明概念背后宪法逻辑的异同。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这并不是说作者把施米特的理论视为当然前提。后头1936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14] 参见李海平，见前注4，第1076页。1958年，德国吕特案判决必须首先论证宪法不是中立的价值体系是客观价值秩序，然后才能去讨论宪法对民法的辐射影响。
相比于对宪法整体作全称判断，我们不妨结合宪法某条款的具体语言，在宪法内部进一步界定根本/非根本规范，并进行区别对待（例如，禁止轻易修改、强调价值序列上优先等）。参见陈景辉，见前注6，第302页。
这样的宪法能否凝聚政治共同体、化解重大纠纷，答案不言而喻。篇幅所限，本文未曾讨论的最高法问题，就关涉到形式宪法实质宪法矛盾的解决。
但纲领却面向未来，发出了积极实施的规范要求。就此而言，厘清中国宪法之所擘画的真实、全面的（而非孤立、扭曲的）国家目标，实际上是在为民法提供最根本的守护者与监护人。
这个新版本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宪法表达，也揭示了中国的公法母法不仅并非必然矛盾，更有携手的可能。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条款同样体现着这种逻辑。尊重母法的积极繁衍逻辑，意味着应重视立法对宪法的发展，尤其重视在部门法领域，立法可能在实施宪法中与宪法交互发展。倘若观察中国宪法的脉络，我们或可发现，其本体之矛盾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更深的根源。
简言之：宪法肯定不能是母法，至于它是否是公法，完全不重要。因为不管宪法是母法还是价值秩序，此法（一阶）非彼法（二阶）、此价值亦非彼价值，在异质性的根本约束下，二阶内容无论怎么辐射、怎么作为客观价值秩序，都绝无可能跨越一阶/二阶这道鸿沟。
原本在政治宪法学那里尚属低位阶非核心相对的宪法内容，被彻底地开除宪法籍，不再具有作为宪法的资格。通过纲领实现国家目标的积极宪法逻辑，也是我国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根据。
[5] 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108页。它可能导致结构性地抹杀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传承，忽视多元背后的根本，或者遗忘了中国宪法同样是自由保障法。
[53]此时的毛泽东即认为：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只有直面张力，我们才可能在宪法解释中回应张力，避免不同群体对宪法各执一端、根据各自的理想去剪裁实定宪法。[54]如果沿此思路，将社会主义宪法脉络区分为列宁式（纲领、规范）和斯大林式（事实、非规范），我们或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宪法的道路选择，理解总章程全面实施宪法这类中国话语的真正内涵。[31]然而，采用三江并流视角，亦即试图展开（中国）宪法中同时并存的三条脉络，这种思路却可能引发诘问。
在本世纪初，有人批判宪法私法化是避重就轻。如果我们把1918年《苏俄宪法》视为某种理念类型的起源，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特征：①它试图实现真正的自由，亦即劳动者的普遍解放、自由的平等实现。
[22] See Hart, supra note 16, p. 81.[23] 参陈景辉，见前注6，第299页。[9]这一观点，与库恩（Thomas Kuhn）关于范式危机带来学科重大进步的看法不谋而合。
解开宪法本体论矛盾，关键在本体论。其一，中国宪法有着久远的母法（社会主义纲领）传承，这种基于国家目标、要求积极实施的宪法逻辑，是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理由。
